在琉璃河遺址發現“北京城之源”

2023年的春節，北京琉璃河考古隊的隊員們收到一份特殊的“禮物”——發現一處大型宮殿基址。

“建筑東西超過25米、南北超過30米，性質可能類似于宮殿宮室建筑，或者類似于祭祀所用的、宗廟性質的建筑。”琉璃河考古現場負責人王晶對北京電視臺表示，“找夯線的過程真的非常痛苦，外面天寒地凍，有時刮很多遍還是找不出區別。”

“良鄉塔，漫山坡，過了竇店是琉河。”1974年，兩座大墓的發現揭開了北京作為燕國都城的神秘面紗，把北京的建城史一下上推到了3000年。2019年起，琉璃河考古隊對西周燕都遺址進行了主動性發掘，獲得了更多北京建城史的實證。

【資料圖】

刻有“太保墉匽”銘文的青銅卣、獸面形銅飾、炭化植物種子……“城市之源”的輪廓越來越清晰，沉睡幾千年的遺產逐漸“活”了起來。

“陶片”引起的琉璃河考古熱

城市源頭的探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北京）目前可探尋到最早城址的是唐代的幽州城。”1949年，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在《北京歷史地理》中如此論斷。

他認為，北京地方勢力興盛，原始聚落的發展始于周朝之前。在武王伐紂前，燕便是一個自然生長的國家。關于燕國始封的事實，古籍記載出入較大，并無定論。北京大興、北京房山、天津薊縣和河北淶水，都曾被認為是燕國始封地。

琉璃河遺址的發現，逐漸揭開了北京作為燕國都城的面紗。1945年抗戰勝利后，華北最大的洋灰公司決定在琉璃河建廠生產水泥，向中國銀行貸款，銀行派經理吳良才洽談相關事宜。途經琉璃河時，吳良才發現了陶片。

吳良才的哥哥是中國考古學先驅之一吳金鼎（曾發掘著名的山東龍山城子崖遺址），從小受到熏陶的他，覺得這些陶片非比尋常，撿了一大包，興沖沖地找到當時在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工作的蘇秉琦。蘇秉琦一看，覺得這個地方有很深的歷史淵源，開始著手調查，但后來因為戰爭耽誤了。

1962年，時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蘇秉琦，想起1945年吳良才提供的線索，提出去房山調查。這樣，琉璃河遺址開始進入考古學界的視野。

此后，考古人員對琉璃河的探尋從未停歇。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隊（現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等單位先后對琉璃河遺址開展過五次大規模發掘，其發掘次數之多、時間之長，在北京考古史上僅次于周口店。

1974年，堇鼎和伯矩鬲先后出土，兩件青銅器銘文中都含有“匽侯”（“匽”同“燕”），證明了現今琉璃河地區就是早期燕國都邑遺址；上世紀80年代出土的青銅器克盉、克罍中“命克侯于燕”等銘文，印證了《史記索隱》中記載的“封召公于燕”，并由召公的長子克就封等史實。

學界普遍認為，琉璃河遺址出土的大量珍貴銅器、漆器、車馬器等材料有助于討論西周時期的手工業狀況、制作工藝等問題，該城址的發現將北京的建城史推進到3000年前，使北京成為世界各國首都中建城歷史最悠久的一個。

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出土的一件帶銘文的青銅鼎。資料圖片/新京報記者浦峰攝

帶銘文的青銅器證明北京有3000年建城史

時鐘撥回2019年。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多家單位，重新啟動對琉璃河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

大墓重啟，琉璃河帶給人的驚喜不斷。三年間，琉璃河遺址新發現宮殿區之外的成規模夯土建筑，發掘了小型夯土建筑3座，清理了西周早期墓葬5座，新出土青銅器、玉器等各類文物百余件。

2021年，一組鑄有相同銘文的青銅尊、卣、爵等器物的出土，為北京3000余年的建城史提供了不容置疑的實證。

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現場負責人王晶清楚地記得，這些青銅器出土于冬天。“1902號墓葬是偏中小型的貴族墓，面積僅有7平方米，能夠在這么小的區域內出土青銅器，已經算是比較驚喜了。”

王晶和隊員們將幾件青銅器整體提取到室內。清理過程中，首先打開了青銅卣的器蓋，發現器蓋內壁和器身內底部都鑄有相同銘文，且比較清晰。“當時，第一眼就看到了‘太保墉匽’的內容，感覺非常興奮。”

卣中銘文可辨識：“太保墉匽，延宛匽侯宮……”大意為：“太保在匽筑城，隨后在匽侯宮進行宴饗。”“太保”即“召公”，該銘文與20世紀80年代出土的克盉、克罍的銘文互為補充，是研究燕國早期歷史的寶貴史料。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慶偉認為，這篇銘文以無可爭議的文字資料實證了3000余年的北京建城史，在世界城市史研究上具有獨特價值，堪稱“北京之寶”。

曾出土過堇鼎的1901號墓發掘出的一件銅簋也饒有趣味。器蓋內銘文為“白（伯）魚作寶尊彝”，器內底銘文為“王公式于成周，王賜圉貝，用作寶尊彝”。

王晶介紹，銅簋與40多年前出土的圉簋紋飾相同，據銘文推斷，這兩件簋的蓋、身在下葬時應是混淆了，這一錯就是3000年，這也證明了（伯）魚和圉實為同一人，對于西周的名、字制度研究，增加了確鑿的證據。

M1901出土的銅簋，器蓋內銘文為“白（伯）魚作寶尊彝”。資料圖片/新京報記者浦峰攝

墓中青銅面具、獸面形銅飾、成組的銅車馬器、鏤空有銎銅戈，紋飾精美、細節豐富，均為首次發現，表現出多元的文化因素。

此外，琉璃河遺址還出土了大量炭化植物種子，包括粟、黍、小麥、大豆、大麥等，反映出琉璃河先民以粟、黍為代表的旱作農業生產生活方式。

找到這些種子費了一番工夫。“我們會在現場收集土樣，土中會有一些炭化的植物遺存，這些炭化的部分可以通過層層篩選找到，整個過程相當于‘洗土’，那些比較輕的種子就會浮到水面上，再借助顯微鏡，把它們一個個挑出來。”王晶說。

首次在大遺址中建立地理信息系統

相較于之前的發掘，新科技和考古方法的應用是此次考古發掘的一個亮點。

自2019年以來，琉璃河遺址首次在北京的大遺址中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統，將遙感考古、航空攝影、電法物探、勘探和發掘的成果統一到大遺址“一張圖”中，并攝像記錄了發掘全過程，逐層進行繪圖、攝像、建立三維模型，全面收集信息。

“這意味著，即使100年后，后人們也能很容易地找到我們發掘的點位，找到已知的分布點。”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長郭京寧說，“這張圖”將隨著考古發現不斷更新。

技術的進步同樣有助于文物的現場保護。在考古發掘過程中，文保專業人員針對不同材質遺物，進行了因地制宜的文物保護，如，對木桿、席痕、朱砂、織物等有機類文物，使用薄荷醇等進行臨時加固處理；漆木器等文物采取薄荷醇、石膏、聚氨酯發泡劑等，結合整體套箱快速提取后，迅速置入實驗室進行實驗室考古和保護修復。

此外，王晶表示，他們還首次采用了從槨室之外向內清理的“破壁發掘法”，使用這個方法后，發現多處以往未發現的漆器、織物交疊現象，首次辨識出北京西周青銅箭頭的木質箭桿、席紋等，還首次成功提取到北京西周早期帶紋飾的絲織品。“通過這些，精準還原了每件出土器物的空間位置，為還原下葬過程和喪禮制度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在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更加注重器物之間的組合關系以及和環境之間的聯系，這些能為了解西周時期墓葬的下葬過程和喪禮習俗提供更多純器物之外的信息。“我們已經確定了兩種墓葬形態，即居葬合一和單純墓地，對墓地結構和族群分布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郭京寧說。

2021年12月，王晶介紹西周早期墓葬M1901（原IIM253）發掘情況。資料圖片/新京報記者浦峰攝

被琉璃河吸引而來的年輕人

伴隨著琉璃河遺址考古發掘工作的重啟，王晶這一代年輕的考古人走入3000多年前的北京城，也走入大眾的視野。

歷次重點考古成果的發布現場，都能看到王晶的身影。嚴謹、一絲不茍是她給人的第一印象，她孜孜不倦地向媒體和公眾講述著發掘背后的故事，力圖讓每個人都能了解琉璃河遺址的價值。

能夠深度參與琉璃河遺址的考古工作，她感到十分興奮，用她的話說，就是“神往已久”。畢業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她，研究方向就是夏商周考古。“上學期間，老師也經常提到琉璃河遺址。”王晶回憶。

對于考古之外的事，王晶就多了些沉默。在她眼里，生活不過是“兩點一線”，工地成了考古人的第二個家。

白天，王晶會和隊員們在考古現場進行田野發掘，晚上回到室內，整理一天的照片、記錄、圖表，“我們會定期開例會，討論新發現，有時也進行一些分享和公眾考古活動。”

這樣的工作對王晶和隊員們來說已經習以為常，用王晶的話來說，就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她說，“雖然辛苦，大家都樂在其中。”

夏天的時候，為了讓工地內的光線更充足、容易辨識，即便再熱，現場往往也不搭棚子。冬天的時候，為了對遺址進行更好的保護，有時考古人員會給它們蓋被子、搭棚子、加暖氣。

“土遺址由于可展示性不強，往往得不到大家的重視。”在王晶看來，需要和天氣奮斗的不是人，而是遺址。“有時候，我們甚至會犧牲人在野外考古的舒適度，來更好地保護遺址。”

談及對琉璃河遺址的考古期待，她表示，琉璃河遺址真正的輻射范圍、建造城市時的布局理念、城內與城外的關系以及不同人群的生存狀態，是他們一直想要搞清楚的。

“房山群眾”送來三大箱暖手寶

近幾年，隨著公眾對考古事業關注度的提升和考古理念的發展，加上技術手段的進步，考古得以從遙遠的云上走入“尋常大眾”之中。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張中華表示，公眾考古確實給考古人員帶來了一些新挑戰。比如，考古人員接觸的都是專業領域知識，如何把這些內容通俗易懂地向大眾科普，需要花費一番功夫。

王晶樂此不疲。去年，第二屆北京公眾考古季舉辦，北京市文物局邀請20組家庭走進琉璃河西周燕都遺址的考古發掘現場，共同探秘“最早的北京城”。

20組家庭在王晶和隊員們的帶領下，實地體驗考古勘探及發掘工作，試用探鏟、觀察土樣、收集陶片、記錄信息等。“在沒有專業策展人員的情況下，我們把自己的考古工具加入展示臺，給孩子們講解考古工具怎么用，讓孩子們了解具體的工作流程，在有一定觀感的同時，還能消除一些‘考古是不是盜墓’的誤解。”王晶表示。

在與公眾交流的過程中，王晶發現，一些人是帶著好奇心來的，能夠問一些非常細節的問題，聽了自己和隊員的講解后，才發現考古原來和他們想象的不太一樣。走的時候，公眾收獲滿滿，還對他們報以微笑，讓他們照顧好自己。

“模擬考古不會破壞文物本身，還能讓公眾了解考古發掘的流程以及考古過程中要記錄的信息。如果以志愿者或臨時隊員的身份真正參與考古發掘，則需要經過專業培訓，不是拿上手鏟就能直接上手的。”王晶說。

2022年10月30日，“2022北京公眾考古季”創新活動——琉璃河遺址考古體驗特別活動在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舉辦。王晶介紹考古發掘使用的工具。資料圖片/新京報記者浦峰攝

回想起這幾年與公眾的接觸，也有一些暖心的事讓她難忘。

2021年，《琉璃河考古新發現》網絡直播舉行，直播共三個多小時，帶領公眾走進考古現場，更有五代考古人齊聚，共同回憶琉璃河發掘背后的故事。

直播中，觀眾可以清楚地看到考古隊員在零下溫度的室外，站在滿是泥濘的墓坑里艱苦工作，嘴里不停呼出哈氣，衣服上掛著冰冷的泥漿。

“令我沒有想到的是，直播結束后，有人將滿滿三大箱暖手寶放在了遺址外圍董家林村口的崗亭，托人送到了考古工作站，還特意將快遞單信息撕掉，只留下了‘房山群眾’幾個字。”王晶回憶。

三箱東西封箱不動，被妥善存放。當時，王晶和隊員希望找到這位“房山群眾”表示感謝，邀請他參觀遺址，近距離感受考古工作的魅力。遺憾的是，他們最終沒能找到這位好心人。但這份來自陌生人的善意一直讓王晶感到很溫暖。

盡管考古工地上的事情繁多，但王晶表示，對于短視頻、直播、媒體報道等，他們一直保持著開放、歡迎的態度。“畢竟，公眾考古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還要繼續做下去。”

建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開發只是第一步，如何做好后續的保護、利用和展示，關系著文化遺產能否“活起來”。

琉璃河遺址是典型的考古大遺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曹兵武認為，“一些大遺址處于城市中心，應充分考慮城鎮發展需求，通過考古遺址公園、遺址博物館、城市公園綠地、步道以及特定環境景觀、建筑或設施等，促進大遺址融入當代生活”。

2022年12月29日，國家文物局公布第四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琉璃河遺址入選。這是琉璃河遺址保護工作取得的重大進展。

“進入立項名單后，琉璃河考古遺址公園就進入了建設‘快車道’，目前琉璃河考古遺址公園的規劃正在編制和完善之中。”郭京寧表示。

《琉璃河遺址保護規劃（2020年-2035年）》提出，北京將建琉璃河考古遺址公園、改造并完善遺址所在地區的交通和市政基礎設施、啟動琉璃河遺址申遺相關工作等。

中國文物學會會長、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單霽翔認為，把琉璃河遺址定位成考古遺址公園其實要實現三個目標：一是考古遺址和周邊環境要得到妥善保護，這樣才能把它穩定地保護下來；二要通過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使琉璃河遺址成為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力量，也促進房山的文旅發展；三要讓考古遺址公園促進當地的就業，對老百姓的現實生活有所助益。

郭京寧強調，“琉璃河考古遺址公園建設要突出特色，避免‘千園一面’和過度公園化傾向，要讓文化遺產有尊嚴、讓琉璃河遺址成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力量，讓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的過程成為惠及民生的過程”。

下一步應如何更好地推進琉璃河的遺址保護與傳承工作？郭京寧認為，一是要制定遺址規劃，明確保護思路；二是開展持續考古，深挖遺址內涵；三是打造集文物保護展示、文化產業發展、休閑旅游、運動體驗、城市形象展示于一體的文旅綜合體，還要探索大遺址的展示、解說和傳播方式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轉型。

“何以為都”

此刻，琉璃河遺址依然在緊張有序地發掘之中。在張中華看來，探尋北京城市之源的路任重道遠。琉璃河留給后人的待解之謎還有很多。

縱觀過去十年，北京考古事業飛速發展。“城市之源”越來越豐富的同時，千年古都的“歷史脈絡”也在考古人員手中徐徐展開。

2017年，考古人員對明清時期的西板橋及河道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為探索北京中心城區明代以來內金水河水系的歷史面貌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

2021年，正陽橋明代鎮水獸的出土，對研究正陽門前護城河及防御、水利、交通體系等具有重要價值。

在西山永定河文化帶，金中都考古首次發現護城河、城墻、馬面等外城城墻體系，還發現了東開陽坊、開遠坊、顯忠坊等城址遺存，對研究唐幽州、遼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古代城市更迭具有重要作用。

與之相對應的是，考古的“硬件設施”也在不斷完善。去年，原北京市文化遺產研究院調整設置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并保留了北京市文化遺產研究院的牌子。

“名稱的變更，體現了北京對考古工作的重視。人員組成上，我們也進行了優化，利于今后考古事業的發展。”張中華說。

根據北京地下文物資源的特點，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設置了燕文化、遼金元、明清三個考古研究部。此外，還有文物保護研究部、文獻資料研究部等。“科技考古、實驗室考古、文物的現場保護等是下一步發展的重點，對文物保護工作能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張中華表示。

“從金朝到元明清，北京一直作為都城存在，我們希望找到更多北京‘何以為都’的考古學證據。此外，北京處于游牧民族和中原民族交融的前沿地帶，我們想要弄清楚，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中，北京的貢獻在哪里。”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