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持續20多年來的低生育率不僅是計劃生育政策和人口慣性的結果，更是社會經濟發展促使人們生育觀念轉變的結果，低生育已具有自愿性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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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扭轉低生育率，真金白銀的政策“紅包”正頻頻拋出。

近期，杭州官宣今年將首次向同一對夫妻生育二孩、三孩家庭發放育兒補助。杭州之外，濟南等地此前也出臺鼓勵生育，尤其是生育二孩、三孩的資金補助政策。

在少生優生已經成為新一代年輕人主流觀念的當下，如何解決生育下降已成為一個現實問題。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生育率持續走低，除了近年生育政策放開后有過短暫的回升外，整體上看仍趨于下降，并且遠遠低于更替水平。2020年，我國總和生育率進一步下降至1.3，不僅低于全球平均2.47的水平，還低于發達國家1.67的水平。一胎出生人數及占比下滑速度更快。自2016年放開二孩政策以來，我國出生人數從2016年的1867萬下降至1062萬人，其中一胎占出生人數的比重從47%下降至44%，而非一胎占比從53%上升至56%。

低生育水平所引發的少子化與老齡化問題將對經濟發展產生復雜而深刻的影響。一方面，出生率不斷下降導致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人口紅利下降甚至消失，勞動力成本增加。另一方面，長期的低生育率導致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老齡化不僅會加重財政養老負擔，還會導致社會儲蓄率下降，降低投資率，以及減緩國家創新的活力，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負向影響。

中國持續20多年來的低生育率不僅是計劃生育政策和人口慣性的結果，更是社會經濟發展促使人們生育觀念轉變的結果，低生育已具有自愿性的特性。

從人口學方面看，育齡婦女減少尤其是處于生育旺盛期的婦女人數減少是導致出生人口數量下降的重要因素。“十三五”時期，我國20—34歲生育旺盛期婦女年均減少340萬，2021年相比2020年減少了473萬，這是帶動出生人口數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一是生育成本增加抑制了生育水平的提升。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收入不斷提升，孩子帶來的效用下降，養育孩子的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父母收入）卻不斷增加，父母的生育意愿隨之下降。二是經濟增速放緩導致家庭預期收入下降，進一步加大了生育意愿下行的壓力。

從社會學角度看，一是勞動力市場、工作—家庭之間分工安排的性別歧視和不平等加強了女性不生育動機。二是受個人主義與消費主義文化的影響，年輕一代生育觀念已從追求“結婚生子”轉變為優先滿足個人“消費、自由、旅游、工作”等享樂需求。

實際上，僅僅通過生育補貼來提振生育水平效果有限。生育補貼政策最早出現在上個世紀80年代歐洲，為促進歐洲生育水平回升，歐洲實施了帶薪休假、兒童照料及生育補貼等家庭政策。基于歐洲數據進行分析，生育補貼對生育率的影響并不顯著，這樣的結果可能與財政支持水平較低和政策目標偏差有關。

近日，我國多地出臺生育補貼政策，以杭州為例，杭州擬向二孩、三孩家庭一次性發放補助5000元、20000元，僅占當年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的3.5%和14%。總的來看，僅僅通過生育補貼降低生育的直接成本，以此來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將十分有限。

完善生育政策體系，提振一孩生育率。由于生育具有遞進的特性，需要確保低孩次生育率提升或恢復，才能保證未來我國整體生育率提升或穩定。鑒于引起生育水平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鼓勵生育的政策也要從各個方面去完善，而非僅僅是發放生育補貼，或是僅僅鼓勵二孩、三孩。

因此，建議從三個方面完善生育政策體系：一是擴大普惠優質托育服務供給，降低私人成本。歐洲經驗表明，托幼服務將對年輕一代的生育決策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二是完善產假、陪產假制度，緩解工作與家庭之間的沖突。三是加強生育文化宣傳，引導人們生育觀念轉變，加快形成生育友好型的社會氛圍。

文/李曉晴(植信投資研究院高級研究員)